1982年12月，干部“四化标准”在中共十二大上写入新党章；1983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强调领导班子要实现“四化”。所谓“四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养选拔干部要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标准。

　　这些在今天看来并不稀奇，甚至有些过于模糊化，但在当时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前的干部选拔标准中，“左”的思想横行，阶级出身的考量远高于干部的才德，这导致了干部队伍结构的单一化及整体能力下降。

　　而“四化标准”虽然仍强调革命化是基本前提，但毕竟突出了业务能力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文革”后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政治路线急速转变的过程中，干部制度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文革”结束后，干部队伍也进行过调整，但主要是原来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官复原职，以及“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一批突击提干者的撤换。这在当时也带来了干部年龄普遍偏高、知识陈旧、改革意识不足等突出问题。

　　当时整个中央常委的平均年龄就比今天要大上10多岁。这些情况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而“四化标准”，特别是年轻化和知识化的标准，为干部队伍结构调整带来了契机和动力。

　　此后，干部制度改革一直没有停步。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与此同时，任期制、回避制、退休制、培训制、考核制、公示制等等也开始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且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和一套较为制度化的党内干部选拔体制。不过，仍需指出的是，尽管我国干部选拔制度历经改革，但到今天也还远远称不上“完善”。甚至就整个改革进程来看，干部选拔制度已经大大落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程度。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任务依然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我们不能不回想起当年提出干部“四化标准”时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勇气，而这个标准曾是打破人才结构僵局、塑造改革中层力量的良方。在今日改革关键时刻，类似当年“四化标准”的干部体制改革仍然是需要的，但其思路理应比原来的四化标准更进一步。

　　如果要给一个具体描述的话，那么一个新的“四化标准”应该是合适的———即“民选化、法治化、程序化、透明化”，而其中最重要的应是以民主选举为基本前提。如能据此标准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选举干部的通路，并使之与自上而下的组织选拔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三者结合，那么这种通过组织路线和标准促使中层改革力量崛起的举措，将是解决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上下脱节、改革动力不足问题的重要路径。（唐昊 华南师大副教授）